相對兩年前的《狂舞派》，黃修平的新作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（下稱《哪一天》）是一次很大的進步。坊間不少影評都會提及黃修平的前作，卻鮮有從他更早期的電影談起。連同《哪一天》在內，黃修平近10年共執導4部劇情長片。我會把《哪一天》放回他的作品體系中，跟他執導的長、短片一同審視。一方面能理順他多部作品貫徹的命題，找出箇中聯繫與差別；另一方面，也是更重要的，是拉闊評論框架，使我們在《哪一天》被一致讚好的評論氛圍下，辨清這部戲在其作品中的優劣高低。4部長片最明顯的共通處，就是兩男一女的三人戀情。像《魔術男》（2007）的Leggo、阿希與阿Wing，《狂舞派》的柒良、阿花與Dave，都涉及情感上的周旋和抉擇。來到《哪一天》，三位年輕角色，卻演化為近乎ménage à trois（三人行）般的浪漫想像。蘇博文（吳肇軒飾）、彭盛華（游學修飾）和余鳳芝（蘇麗珊飾），三人各有迥異的個性，卻同時互相吸引，模糊了愛情與友誼的分界。此舉，無疑超越了《魔術男》和《狂舞派》裏，較為單向的情感關係。

《哪一天》有兩個鏡頭，頗能代表這三人關係。一是當手搖鏡頭一直跟着三人在學校走廊奔跑，越過籬笆攀到學校後山；二是蘇博文和彭盛華在滂沱大雨中，助余鳳芝攀過鐵絲網，鏡頭隨之升高。兩組鏡頭的走動都賦予了他們一股澎湃的力量，通往更廣闊的平原，亦充滿互相扶持的精神。這種不拘泥於只以兩人為單位的世俗關係，令電影更自由奔放，亦是電影的回憶段落較成年部分更加教人眼前一亮的主要原因。 

最值得與《哪一天》比較的，其實是黃修平的首作《當碧咸遇上奧雲》（2004，下稱《碧咸》）。電影是一個「他戀她但他又戀上他」的同性題材，並對這個「嬲」字的關係，有截然不同的詮釋。兩位13歲的初中生，戴志偉（梁曉峰飾）和麥泰萊（劉鎮和飾）是同班同學，也是足球隊隊友，情同手足。當泰萊跟同班女同學張韻怡（游雅倩飾）愈趨親密，亦惹來志偉的妒忌目光。然而，電影亦有跟《哪一天》相類似的筆觸，去刻畫三人關係。電影早段，透過輪流坐在輪椅衝下斜坡的行為，既充滿動感活力，也強調三人能不存芥蒂地相處。

於此，《碧咸》跟《哪一天》同樣賞心悅目之處，是導演對校園及其周遭環境的運用。不論是校內課室、走廊，還是校外後山、平原和球場，彷彿成了猶如烏托邦的場景空間，不但牽引出角色的青春動力，也令人確信那麼純粹的三人關係能在校園裏發生。

創意表現童心

大部分評論都片面地認為，黃修平的電影是談夢想；我卻以為，他的電影只是託夢想之辭，創意（creativity）才是真正關鍵詞。

從2000年的短片《燦若繁星》開始，黃修平便以「拍電影」為題材，談一個導演的創作夢。由拍電影到玩魔術，再由跳舞和太極到設計和飛行，幾乎每部電影都離不開創作。而戲中的創意光輝，往往到結尾變成天真爛漫的想法。易言之，黃修平對 創意和夢想的理解，就是一種拒絕成長的regression，尤見於《燦若繁星》與《魔術男》。

寫這些童心未泯的創作表演者，固然討好，不過，這只是對夢想和創作的表述的其中一種方式。創作本是艱辛，甚至徒勞無功的過程；但黃修平的角色，卻好像不用面對什麼難關和苦楚，更遑論表現出深刻銘記的創作欲望。是以，創作在他的電影中的地位，很多時都只是合理化劇情的手段。

問題再次浮現

來到《哪一天》，這問題再次浮現出來。電影的成年部分之所以令人失望，是因為表面上想講返老還童尋回真我，但實質上是緬懷過去兼逃避現況。最可惜是，彭盛華的手工藝術和蘇博文的飛行夢，卻淪為功能化的設定。從故事開始到終結，夢想與創作沒有令角色成長，尤其是長大後的彭盛華，彷彿是另一個人似的。即使追憶過後，楊千嬅和林海峰演的這對夫妻，大可繼續妥協地生活。

再論到呈現「創意」的手法，像彭盛華趁夜晚帶余鳳芝去看「玫瑰園」一段，處理是不俗的。透過剪紙公仔的投影，形成重要的比喻──在未來的香港，各個同學的夢想如泡影，似是觸摸得到，實則難以抓緊，亦可隨時付之一炬。可是，回看《燦若繁星》和《狂舞派》，也不難發現當中存有近似的光影把戲，也反映出導演不斷重複同樣的伎倆。

較諸上述幾部電影，《碧咸》卻是唯一一部沒有「夢想」包袱的作品，而創意與童心兩大命題，更能有機地豐富整部電影。戲中，泰萊的媽媽答應他，連續三次默書100分，便會送他一雙新球鞋。他打算把握機會，送給連「白飯魚」也穿破了的志偉，讓他有新鞋應付學界比賽。但因為泰萊在第三次默書，不知道初字原來有兩點，令他只得99分。最後，他跟韻怡在一雙「白飯魚」上，填滿顏色與圖案，才兌現他對志偉的承諾。這對「七彩白飯魚」一亮出，這手工創作便化成一份滿載赤子心的真摰關懷，有力訴說出一段慷慨友誼。

雖然《哪一天》和《燦若繁星》也把創作看待成禮物，藉此取悅他人，但《碧咸》裏的深情厚意，卻蕩然無存。上星期日讀到郭梓祺寫的〈瞬間看十年〉一文，輕輕幾筆已點出《哪一天》是「意識保守」。若深究下去，《哪一天》較《碧咸》保守的地方，並不止於性別觀，而是將創作視為得到余鳳芝歡心的手段。

誠然，黃修平導演在一次映後座談上提到，《狂舞派》對比《哪一天》之不足，在於前者的追夢過程，乃源自個人未能衝破的心理關口，也少了像後者的社會背景。但《哪一天》可以真的表現出更廣闊深邃的視野嗎？很明顯，《哪一天》和《狂舞派》都犯上相同的毛病，就是對角色家庭欠深入的描寫。基本上，三位主角都好像沒有經濟困境要面對。我們只知道余鳳芝來自單親家庭，父親在英國定居，有能力供她出國讀書。這不免有取易捨難之嫌，因為電影避談了角色的階級身份，以及相連的矛盾與衝突。長大後的余鳳芝和彭盛華，結婚多年卻沒有小孩，也令人難以相信二人關係能維持二十載。

不見社會氛圍

《碧咸》在形式手法上雖然粗糙，篇幅又短，卻對每一個角色之家庭面貌、生活處境，有具血肉的描寫。志偉和泰萊也是來自公屋家庭，前者更由母親獨力供養，故一雙新球鞋對他們來說，無疑是奢侈品。韻怡的家庭則比較富裕，出入有車代步，但階級的差別並沒有阻礙他們三人交往。主角以外，電影亦投放不少時間在一些成人角色上，而且牽涉的層面更廣。如嚴肅的主任卻幻想着一段師生戀，甚至偷偷透過Hello Kitty濾鏡觀看世界；跟老婆離婚的足球教練，常變得像小孩來逗女兒高興。雖然電影沒有明言，觀眾都會知道當時是沙土後的經濟低迷時期。而從成人世界折射的一片童心，正好代表一種衝破隔膜的心態，以至回到一個無憂無慮的孩提時代的渴望，與經濟、社會處境着實有微妙的關連。

由是觀之，《哪一天》對整個時代的了解自然是流於表面和狹隘。電影另一缺失，是沒有能力說服我，為何電影要設定於當下與九十年代。雖然談失落感情、逝去的青春，這齣戲其實是放在什麼年代也可以發生的故事，而對整個舊時代的着墨也不痛不癢。以為看看《龍珠》、Yes!和九龍城上空的飛機便是九十年代，卻絲毫不見社會的氛圍。明乎此，電影是假借時代之名，來抒發今非昔比的情懷。觀眾無疑會看得舒服、沉醉，但又可帶來更多的反思嗎？

情懷電影窠臼

這情懷還帶連着一個值得我們深究的課題，就是近年香港電影，尤其不少中小型製作如《點對點》、《大藍湖》，都讓回憶成為糖衣（當然未至於毒藥）似的主軸。郭梓祺在文中亦有力指出這一現象，就是「只要作品關乎香港，我們便容易把誠意當做水準。」這批電影固然有可觀之處，但當它們儼然成為一個類型後，同類電影一出，會否墮入題材和形式的窠臼，如回憶、倒敍與插敍等手法，只是為了滿足部分觀眾對其類型的期許？

終究，情懷是十分表面的東西，問題在於電影有沒有將時代歷史，變成一種能遞增戲劇張力，同時教人刻骨銘心的human condition。於近年的亞洲電影中，《爸媽不在家》、《九降風》都做到了。相比起來，《哪一天》自然少了破格銳氣。說到這裏，我想起李安拍攝《冰風暴》的時候，給幾位小演員一疊像字典般厚的資料，要他們記熟七十年代的種種細節。哪一天我們的香港電影，能夠有這般的能耐呢？

在《哪一天》大獲好評之際，本文定必歸類為一「劣評」。但這並非刻意唱反調，我深信，電影評論不是面書上的Like與Dislike，而是要確切找出電影的意義和價值，跟觀眾與電影製作者打開更多對話的空間。《哪一天》仍是要入場觀看，但好看與否，推薦與否，則由我們再作思量。在此，我還是希望黃修平能拍出更好的作品。

撰文 : 陳力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