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會第二屆得獎者黃修平

從黃修平過往作品 細探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之優劣

相對兩年前的《狂舞派》,黃修平的新作《哪一天我們會飛》(下稱《哪一天》)是一次很大的進步。坊間不少影評都會提及黃修平的前作,卻鮮有從他更早期的電影談起。連同《哪一天》在內,黃修平近10年共執導4部劇情長片。我會把《哪一天》放回他的作品體系中,跟他執導的長、短片一同審視。一方面能理順他多部作品貫徹的命題,找出箇中聯繫與差別;另一方面,也是更重要的,是拉闊評論框架,使我們在《哪一天》被一致讚好的評論氛圍下,辨清這部戲在其作品中的優劣高低。4部長片最明顯的共通處,就是兩男一女的三人戀情。像《魔術男》(2007)的Leggo、阿希與阿Wing,《狂舞派》的柒良、阿花與Dave,都涉及情感上的周旋和抉擇。來到《哪一天》,三位年輕角色,卻演化為近乎ménage à trois(三人行)般的浪漫想像。蘇博文(吳肇軒飾)、彭盛華(游學修飾)和余鳳芝(蘇麗珊飾),三人各有迥異的個性,卻同時互相吸引,模糊了愛情與友誼的分界。此舉,無疑超越了《魔術男》和《狂舞派》裏,較為單向的情感關係。

《哪一天》有兩個鏡頭,頗能代表這三人關係。一是當手搖鏡頭一直跟着三人在學校走廊奔跑,越過籬笆攀到學校後山;二是蘇博文和彭盛華在滂沱大雨中,助余鳳芝攀過鐵絲網,鏡頭隨之升高。兩組鏡頭的走動都賦予了他們一股澎湃的力量,通往更廣闊的平原,亦充滿互相扶持的精神。這種不拘泥於只以兩人為單位的世俗關係,令電影更自由奔放,亦是電影的回憶段落較成年部分更加教人眼前一亮的主要原因。 

最值得與《哪一天》比較的,其實是黃修平的首作《當碧咸遇上奧雲》(2004,下稱《碧咸》)。電影是一個「他戀她但他又戀上他」的同性題材,並對這個「嬲」字的關係,有截然不同的詮釋。兩位13歲的初中生,戴志偉(梁曉峰飾)和麥泰萊(劉鎮和飾)是同班同學,也是足球隊隊友,情同手足。當泰萊跟同班女同學張韻怡(游雅倩飾)愈趨親密,亦惹來志偉的妒忌目光。然而,電影亦有跟《哪一天》相類似的筆觸,去刻畫三人關係。電影早段,透過輪流坐在輪椅衝下斜坡的行為,既充滿動感活力,也強調三人能不存芥蒂地相處。

於此,《碧咸》跟《哪一天》同樣賞心悅目之處,是導演對校園及其周遭環境的運用。不論是校內課室、走廊,還是校外後山、平原和球場,彷彿成了猶如烏托邦的場景空間,不但牽引出角色的青春動力,也令人確信那麼純粹的三人關係能在校園裏發生。

創意表現童心

大部分評論都片面地認為,黃修平的電影是談夢想;我卻以為,他的電影只是託夢想之辭,創意(creativity)才是真正關鍵詞。

從2000年的短片《燦若繁星》開始,黃修平便以「拍電影」為題材,談一個導演的創作夢。由拍電影到玩魔術,再由跳舞和太極到設計和飛行,幾乎每部電影都離不開創作。而戲中的創意光輝,往往到結尾變成天真爛漫的想法。易言之,黃修平對 創意和夢想的理解,就是一種拒絕成長的regression,尤見於《燦若繁星》與《魔術男》。

寫這些童心未泯的創作表演者,固然討好,不過,這只是對夢想和創作的表述的其中一種方式。創作本是艱辛,甚至徒勞無功的過程;但黃修平的角色,卻好像不用面對什麼難關和苦楚,更遑論表現出深刻銘記的創作欲望。是以,創作在他的電影中的地位,很多時都只是合理化劇情的手段。

問題再次浮現

來到《哪一天》,這問題再次浮現出來。電影的成年部分之所以令人失望,是因為表面上想講返老還童尋回真我,但實質上是緬懷過去兼逃避現況。最可惜是,彭盛華的手工藝術和蘇博文的飛行夢,卻淪為功能化的設定。從故事開始到終結,夢想與創作沒有令角色成長,尤其是長大後的彭盛華,彷彿是另一個人似的。即使追憶過後,楊千嬅和林海峰演的這對夫妻,大可繼續妥協地生活。

再論到呈現「創意」的手法,像彭盛華趁夜晚帶余鳳芝去看「玫瑰園」一段,處理是不俗的。透過剪紙公仔的投影,形成重要的比喻──在未來的香港,各個同學的夢想如泡影,似是觸摸得到,實則難以抓緊,亦可隨時付之一炬。可是,回看《燦若繁星》和《狂舞派》,也不難發現當中存有近似的光影把戲,也反映出導演不斷重複同樣的伎倆。

較諸上述幾部電影,《碧咸》卻是唯一一部沒有「夢想」包袱的作品,而創意與童心兩大命題,更能有機地豐富整部電影。戲中,泰萊的媽媽答應他,連續三次默書100分,便會送他一雙新球鞋。他打算把握機會,送給連「白飯魚」也穿破了的志偉,讓他有新鞋應付學界比賽。但因為泰萊在第三次默書,不知道初字原來有兩點,令他只得99分。最後,他跟韻怡在一雙「白飯魚」上,填滿顏色與圖案,才兌現他對志偉的承諾。這對「七彩白飯魚」一亮出,這手工創作便化成一份滿載赤子心的真摰關懷,有力訴說出一段慷慨友誼。

雖然《哪一天》和《燦若繁星》也把創作看待成禮物,藉此取悅他人,但《碧咸》裏的深情厚意,卻蕩然無存。上星期日讀到郭梓祺寫的〈瞬間看十年〉一文,輕輕幾筆已點出《哪一天》是「意識保守」。若深究下去,《哪一天》較《碧咸》保守的地方,並不止於性別觀,而是將創作視為得到余鳳芝歡心的手段。

誠然,黃修平導演在一次映後座談上提到,《狂舞派》對比《哪一天》之不足,在於前者的追夢過程,乃源自個人未能衝破的心理關口,也少了像後者的社會背景。但《哪一天》可以真的表現出更廣闊深邃的視野嗎?很明顯,《哪一天》和《狂舞派》都犯上相同的毛病,就是對角色家庭欠深入的描寫。基本上,三位主角都好像沒有經濟困境要面對。我們只知道余鳳芝來自單親家庭,父親在英國定居,有能力供她出國讀書。這不免有取易捨難之嫌,因為電影避談了角色的階級身份,以及相連的矛盾與衝突。長大後的余鳳芝和彭盛華,結婚多年卻沒有小孩,也令人難以相信二人關係能維持二十載。

不見社會氛圍

《碧咸》在形式手法上雖然粗糙,篇幅又短,卻對每一個角色之家庭面貌、生活處境,有具血肉的描寫。志偉和泰萊也是來自公屋家庭,前者更由母親獨力供養,故一雙新球鞋對他們來說,無疑是奢侈品。韻怡的家庭則比較富裕,出入有車代步,但階級的差別並沒有阻礙他們三人交往。主角以外,電影亦投放不少時間在一些成人角色上,而且牽涉的層面更廣。如嚴肅的主任卻幻想着一段師生戀,甚至偷偷透過Hello Kitty濾鏡觀看世界;跟老婆離婚的足球教練,常變得像小孩來逗女兒高興。雖然電影沒有明言,觀眾都會知道當時是沙土後的經濟低迷時期。而從成人世界折射的一片童心,正好代表一種衝破隔膜的心態,以至回到一個無憂無慮的孩提時代的渴望,與經濟、社會處境着實有微妙的關連。

由是觀之,《哪一天》對整個時代的了解自然是流於表面和狹隘。電影另一缺失,是沒有能力說服我,為何電影要設定於當下與九十年代。雖然談失落感情、逝去的青春,這齣戲其實是放在什麼年代也可以發生的故事,而對整個舊時代的着墨也不痛不癢。以為看看《龍珠》、Yes!和九龍城上空的飛機便是九十年代,卻絲毫不見社會的氛圍。明乎此,電影是假借時代之名,來抒發今非昔比的情懷。觀眾無疑會看得舒服、沉醉,但又可帶來更多的反思嗎?

情懷電影窠臼

這情懷還帶連着一個值得我們深究的課題,就是近年香港電影,尤其不少中小型製作如《點對點》、《大藍湖》,都讓回憶成為糖衣(當然未至於毒藥)似的主軸。郭梓祺在文中亦有力指出這一現象,就是「只要作品關乎香港,我們便容易把誠意當做水準。」這批電影固然有可觀之處,但當它們儼然成為一個類型後,同類電影一出,會否墮入題材和形式的窠臼,如回憶、倒敍與插敍等手法,只是為了滿足部分觀眾對其類型的期許?

終究,情懷是十分表面的東西,問題在於電影有沒有將時代歷史,變成一種能遞增戲劇張力,同時教人刻骨銘心的human condition。於近年的亞洲電影中,《爸媽不在家》、《九降風》都做到了。相比起來,《哪一天》自然少了破格銳氣。說到這裏,我想起李安拍攝《冰風暴》的時候,給幾位小演員一疊像字典般厚的資料,要他們記熟七十年代的種種細節。哪一天我們的香港電影,能夠有這般的能耐呢?

在《哪一天》大獲好評之際,本文定必歸類為一「劣評」。但這並非刻意唱反調,我深信,電影評論不是面書上的Like與Dislike,而是要確切找出電影的意義和價值,跟觀眾與電影製作者打開更多對話的空間。《哪一天》仍是要入場觀看,但好看與否,推薦與否,則由我們再作思量。在此,我還是希望黃修平能拍出更好的作品。

撰文 : 陳力行

本會第二屆得獎者莊恩傑: 學生開店 理念先行

_09BH001_【明報專訊】學生搞生意,只是三分鐘熱度玩玩下?其實「我要做老闆」並不簡單。理大學生由開闢校園農圃開始,到今日在上水設農場,但香港農夫如何「搵食」?科大學生自負盈虧經營咖啡店,賺錢也賺經驗。中大也有間網上士多,成員卻說不是為做生意,他們有何理念?

◆理大 盛放Easy Green

有機種菜社企 兩年收支平衡

近年港人多注重健康,有機耕種頓成雨後春筍,城市人紛紛「下鄉」去。莊恩傑(Sam)2015年於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畢業,2014年他與志同道合的同學組成團隊,創立提倡健康生活和有機種植的社會企業「盛放Easy Green」。

「大約3年前,我感到讀書壓力很大,希望找一些活動紓緩一下。」Sam上網找資料,發現種植能放鬆身心,有助提高工作效率和改善精神狀態,「同時我留意到校園雖有很多綠化地,學生和職員卻不能參與種植,便大膽向校長提出在校園種植的想法」。理大校方雖認為Sam的理念創新,但對活動的持續性、場地清潔問題等有所顧慮。經過詳盡解釋,Sam和同學的決心令校方放心讓他們實踐,在校園安排一幅空地讓他們耕作。

民生為先 家居水耕系統獲專利

2014年,Sam成功申請理工大學「微型基金計劃」,獲資金啟動創業之路開設社企。「盛放Easy Green」發明的家居水耕系統更取得專利,當中包括傳統有機種植、水耕種植和魚菜共生系統。現時Easy Green在上水設有農地,讓有志務農的人體驗種植樂,以及種植蔬菜出售。「有在商界打滾了多年的金融才俊主動接觸我們,說金融市場太過緊張,有時甚至要做違背良心的事,他們希望重過簡單的生活。」Sam說。

「今年初我曾參加由李嘉誠基金會舉辦的『科技夾子‧營』,到以色列參觀當地的企業。當地水資源不足,因此有不少企業希望透過創新科技來改善人民生活,啟發了我『民生為先』的營商模式,反而為企業帶來更大收入。」做生意當然希望賺錢,那麼Easy Green作為一家社企,又如何平衡收入和服務社會兩方面?

Sam說,「社企」的經營模式在香港未普及,更有不少誤解,「港人以為社企就是NGO或蝕本生意,買蔬菜時更會盡量壓價。我們會向他們解釋『盛放Easy Green』環保的理念。他們後來都成為老顧客,願意付更高的價錢來支持我們和有機種植」。他說Easy Green已達收支平衡,「香港現時從事農業的年輕人不足5人,他們都擔心前景,更有不少人勸誡我們,說農業不會成功,但我們本着沒有包袱去做事的理念,堅持理想和決心,會繼續做下去」。

文、圖﹕古晨燕、羽思恩